唐顺之在自己的住所内沉思此事，作为应天巡抚，他很清楚嘉靖派他来此的目的。南直隶作为大明的经济重心，更是国家财赋收入的重要来源，万万不能有失，要是因为倭寇影响了每年的税收和漕粮，不管他唐顺之打多少胜仗，最终的下场都是一样的。为什么张经、李天宠会落得悬首都门，身败名裂的下场，就是因为这个原因。在嘉靖眼里，倭寇是无法威胁他的皇位的，但是倭寇的频繁袭扰会导致大明的财政税赋受到影响，这是嘉靖所不能容忍的。说个不好听的，死多少百姓，杀多少倭寇，他万寿帝君才不在乎，张经、李天宠正是没有明白这个道理，故而才被嘉靖诛杀，严嵩、赵文华、胡宗宪等人的弹劾最多算是个催化剂罢了。当兵部侍郎赵文华巡海督师到浙江，催促张经进兵。赵文华自恃与严嵩关系特殊，对张经颐指气使，又向张经索贿白银两万两，张经以自己位望在赵文华之上，不买其账，因而激怒赵文华。适值倭寇四处劫掠，赵文华督战更急。张经回复他说：“倭寇十分狡猾而且人数众多，等到援兵到达之后再进击倭寇，才能保证万全。”但是赵文华认为张经瞧不起自己，极为恼怒，便伙同浙江按察使胡宗宪上疏弹劾张经糜饷殃民，并且害怕敌人贻误战机。张经、李天宠认为只要自己能够打胜仗，击败倭寇就能在嘉靖心中立于不败之地，但是他们为了等待援兵，放任倭寇劫掠，造成倭寇肆虐浙江、南直隶，这在嘉靖眼中是不可饶恕的。将二人押赴京师廷讯时，张经向嘉靖陈述这次歼灭倭寇的经过，并指出：自任总督以来，先后斩杀和生俘倭寇共达5000人之多。张经、李天宠根本没意识到自己为何激怒嘉靖。严嵩给这二位致命一击，上疏称：“徐阶、李本浙江南直隶人，都说张经养寇不战，完全是赵文华、胡宗宪在一起谋划进剿，张经是冒功请赏。”徐阶、李本都是深谙嘉靖性格的人，更是深知张经、李天宠为何触怒嘉靖，三位阁老的落井下石，直接导致他们两人被杀。唐顺之怎么会不知道嘉靖的想法，故而到任以来，巡视南直隶各州县，给嘉靖以勤于王事的感觉。通过巡视，唐顺之发现南直隶州县城墙多残破不堪，甚至不少州县没有城墙，主要是由于元朝攻取南宋之后不久，元世祖就下令拆毁南方城市的城墙，并且拆毁之后禁止重修，忽必烈企图以此削弱南方城市的防御力，方便蒙古军队镇压地方反乱势力。后来虽然在洪武年间，为加强江海防，在元末城墙的基础上，江南的部分府县城墙得以再次修缮。但是从洪武到现在，大多数府县再无大规模城防建设。唐顺之巡视后发现，依然保有城墙的府县已经屈指可数。大致言之，五座府城拥有城墙。除无锡、常熟外，常州、苏州二府的其余属（州）县拥有城墙。靠近南部的松江、嘉兴、湖州、杭州四府的属县里，除了沿海的海宁、海盐县之外，均无城墙。上海县、青浦县、嘉善县、平湖县、桐乡县那样的新置县，承平日久之下，人们认为无筑城之必要，所以自建县治起，就无城墙。像安吉、长兴、常熟等州县，在元末明初时筑有城墙，但之后不加修缮，任由城墙倾圯毁坏，至嘉靖初年已经见不到城墙踪迹。为什么这些州县不愿意修筑城墙？除了东南承平日久，没有匪患外，更重要的是经济利益。城墙坍塌后，多余出大块土地，人们据为己有，置产营业，公有土地遂转为私有。例如嘉兴府崇德县，吕希周《筑城记》载“崇县旧址，悉为民居”；苏州府常熟县民众在旧城址上据以为业，州县不能究，顾征其升斗以为税。倘若开筑城墙，这些已经厚享无城之利愈百年的人势必会坚决阻挠。而且能占据这些土地的，可不是一般的百姓，基本上都是当地士绅或富室，在地方上具有足够多的话语权，在长期无城的情况下，他们已经成为无城的最大受益者，并且根深蒂固，倘若开筑城墙，则既得利益必会大为受损，所以一闻筑城之议，则曲为挠阻者，无所不至矣。承平安乐之时，城墙的价值无法充分凸显，人们轻视之。而当战乱兴起，人们方才意识到城墙重要性。之前陆深致仕后建议修筑上海县城墙，结果举城的富户反对。而这次倭寇屠戮上海县，受祸之惨，屠戮之深，国朝所未有也。之前的上海县，一县编户六百余里，殷实之家率多在市，钱粮四十余万，银布之类数船可载，兼之富商大贾四方辐辏，居积货物尤多。突遭倭寇袭击，上海之民，子女旄倪悉为其所戮辱，室庐财物悉为其所劫烧，间有得脱者，悉走郡城，以寄命于旦夕。此无他，则以上海之城未筑故也。故而这次方廉修筑上海县城，得到了上海县富户们的一致同意。要知道之前，陆深以上海大户，又是礼部侍郎之尊，谋筑上海城墙都不能成功。用陆深自己的话说就是：上海以镇升县，故旧无城。后之作令者尝欲建请，然无遗址可因，其势颇难。而议者又谓市虽逼浦，而素无草动之虞，在所不必作者。故屡谋而屡寝焉。现在这些富户们知道倭寇的厉害了，没有城墙，他们就是待宰的羔羊，和自己的身家性命相比，些许浮财算得了什么。唐顺之打算借机在南直隶广修城池、堡垒，限制倭寇的活动范围，为后续剿灭倭寇创造条件。同时还是要尽可能的保护这些富户和小地主，毕竟他们是朝廷赋税的主要来源，只要能够保证税收和漕粮，对于一时的失利，嘉靖都是可以容忍的。：（）隆庆中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