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问题就是在出这个密诏上，”王禀说道，“天秉九年我在越州任事，觉得这事有蹊跷，却不知道细情。直到改元天宣前，我回到汴京任事御史台，查阅天秉年间诸多典章，才知道蔡铤当时并没有所谓的密诏，而是他先矫诏杀王孝成，在既成事实之后，是王庸戚等人上书官家，以为蔡铤矫诏杀王孝成是行非常之举，遂在往后的公函行文里，都默认这封密诏存在，坐实王孝成抗旨当诛的罪名。卢雄护卫我走桐柏山道以避刺客，你与徐武江等人又牵涉进来，蔡铤做贼心虚，或许以为我会利用这段密辛蛊惑王孝成的旧部吧……”
“王帅当年抗旨不从，本就是行‘将在外’之事，罪不当诛，蔡铤矫诏杀王帅，却耿耿于怀十多年，”卢雄叹息道，“靖胜军其他军卒也罢了，却是王帅出知唐州收编的亲兵，最叫他放心不下。”
大越禁军将卒不相属，文武则相制。
王孝成乃是天秉四年从唐州调任靖胜军都统制的，王禀甚至在王孝成之前，就已经在靖胜军任判军，而靖胜军原先大大小小的军头，包括卢雄在内，都跟王孝成没有什么特别深的瓜葛，仅仅是天秉四年之后接受他的辖制罢了。
却是王孝成出知唐州，剿桐柏山寇，俘虏数百贼兵，以及王孝成之前在军中任职多年一手培养的那些亲信，王氏宗族的一些子弟兵，这些将卒对王孝成的感情最深。
最令蔡铤忌惮的，也是这些人。
“这叫什么事？”徐怀怅然苦笑道。
徐怀待要问王禀党项人、契丹人在西面、北面的形势，想了解这两家蛮敌，对大越还有什么大的威胁，或者说他们暗中有什么动作，是朝中还没有引起足够警觉，却见邓珪推开院门探头看进来。
看到徐怀与王禀、卢雄坐在院中，邓珪才装模作样的轻叩柴门。
“邓郎君，不知道有何事找来？”王禀在邓珪面前，微微颔首便是给他客气了。
邓珪长吸一口气，定住心神与身后的晋龙泉、唐天德一并走进来。
即便他到这时候都不知道藏在幕后保护王禀的夜叉狐到底是谁，到底长什么模样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，这人这时候既然将徐怀这么一员勇将送进来，又没有急着找借口将王禀接出来，就说明他不会坐看淮源军寨失陷。
而除了淮源军寨之内的徐怀、卢雄等人外，邓珪怀疑徐武江这些人乃至整个徐氏都暗自受此人钳制。
也就是说，形势看似恶劣，但淮源军寨与玉皇岭互为里表，他们却非没有一丝机会。
当朝虽然崇文抑武，以文制武，但大体上对文武将臣还算宽容。
只要邓珪不傻到去犯大逆之罪，之前诸多事追究下来的罪责再大、再重，包括郭曹龄遇刺等事在内，清算下来，他最多也只是削职为民，甚至都还不会影响到子侄辈在仕途上的前程。
因此不管怎么说，他都要守一守淮源军寨的；他也不会打破砂锅，去追问歇马山那边的安排——没有必要，他何苦去沾染与匪勾结的嫌疑。
“贼军午后洗劫了玉山驿，两名老卒刚逃到淮源军寨来报信，说有两百余贼兵占据玉山驿招兵买马，听其讲寇兵状貌，似是石溪庄贼众高祥忠所部。自此，淮源还想要与州县联络，只能从信阳渡淮水借道，而这一趟来回要走六七百里地，陈知州、程知县即便有什么示令，淮源也都无法及时执行，一切都只能从权了！”邓珪朝王禀行过一礼，在得到王禀首肯后，坐到一旁，将最新的形势说给王禀、卢雄知道，“下吏位卑历浅，从未经历如此之烈的匪患，手足无措，心思仓皇，还请王相示下……”
玉山驿失陷，以及老鸦潭等贼众在东面也躁动起来，事实上淮源巡检司与外界的联系已经被切断。
按制，以往所有需要请示州县路司才能决定的事务，邓珪这时候都能召属吏合议后从权处置。
而王禀作为贬臣留居唐州，平时不得干涉州县事务，但如此紧急迫切的形势下，邓珪诸事找王禀商议，甚至请身为贬臣却有大声望的王禀站出来暂时主持一切事宜，都是符合大越礼制的。
当然，邓珪这么做也是耍了一个滑头。
也就是说徐武江等人日后成为朝廷大患，他今日所做的一切，也只是照着礼制找王禀商议守御军寨事，绝没有半点与逃军盗匪勾结的意思，所有的干系都可以推到王禀头上去。
黑锅当然得是头大的去顶。
王禀当然看得破邓珪这点心机，袖手站起来，站在槐下，凝望远山青穹：
正常情况之下，他也不想令自己清名有污，之前也坚决拒绝避往玉皇岭，但能否守住淮源军寨，事关桐柏山里十数万民众生灵涂炭，甚至事关桐柏山外围十数州县是否会受匪患波及，有些事他就责无旁贷……